2019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

　　不知公众对这一提法的重量有何估量?

　　一、横亘在中国面前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

　　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结构性矛盾”，其后，2015年底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9年首次公开表述“体制性”因素，这是本次政治局会议的最大亮点，更是近几年经济工作会议中最重要的一句话。

　　对这一提法的理解，须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来谈起。

　　1、三驾马车的嬗变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推动我国经济保持几十年快速增长的“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其主力军在不断嬗变，最初30年，以投资这匹马为主驾，在2005年出口取代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到2014年全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1.2%，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最近这3年这三驾马车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提供又明显让位于供给侧结构的调整。这是对几十年来由三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调整，也是对几十年以来以消费侧结构改革为主线的大幅度“扬弃”。

　　2、体制性障碍在哪里

　　按照吴敬琏的说法：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提出整整20年，而过去成效不大的原因，就在于存在实现这一转型的“体制性障碍”。 转型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切实推进改革，包括从简政放权到制定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和对政府授权的正面清单，金融改革的全面深化，财政改革的完善，价格改革的展开，国有经济改革亟待加快，以及建设自贸区，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等。必须尽快建立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二、如何明晰“向体制性因素要增长”

　　1、一条消费之“腿”如何远行?

　　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增速比上年放缓1.2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6.2%，消费连续5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动力。2018年下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明显换挡，“消费疲软”和“消费降级”逐渐显现。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凸显，以及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消费这条腿遭受重创。在结构性改革和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仅仅依靠“消费”显然无法远行。

　　前面已经指出，投资和出口的马车已经缓行，消费也开始下探，那么，中国还有其他的 “工具”可用吗?

　　2、还有一条体制性的“腿”可堪大用

　　(1)理论背景：制度经济学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剩余中可供投资的剩余，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新古典学派将经济增长看作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作用的结果，制度是外生的、中性的。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素分析引进经济学理论范畴。制度学派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化。

　　学者们将许多制度因素，如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及国家、法律和意识形态等等都看成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制度成为内生的、关键的因素。而对制度内涵的认识也从古典经济学的政府经济政策扩展到制度学派的政治体制、经济政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正式、非正式制度上。

　　至此，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了完整的解释框架。

　　目前形成的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萨缪尔森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该国制度安排的市场化程度。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倡导者诺斯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首先必须用制度因素来解释。

　　(2)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体制性因素

　　很多学者都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或经济转型做出不同分析，在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基础上，经济转型理论也由此产生，并出现了转型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强化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强调了经济增长中各种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体制性因素往往都是制度设计与安排所产生。

　　当前中国的体制性摩擦集中两大领域：第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二，国资与民资的市场地位。显然，中国40年的改革，都是在这两大领域中展开的。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来自容易改的部分，留到现在的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

　　骨头越硬，潜在的能量就越大。所以，向最难啃的体制性因素要增长，让关键性的体制性改革成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引擎，是实现我国经济又一个“四十年”大发展最有利的保障。

　　3、要向体制因素这条“大腿”要增长

　　2018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到了“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如何通过制度创新突破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瓶颈，成为目前乃至今后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些重大问题有可能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建立法治政府，严防滥用公权

　　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革，呼唤新的政治哲学和法治理念的支撑及相应的制度保障，要求市场经济在全社会共同认可的规则下运行。以法律的方式界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及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法律和监管体系等外在制度必须随市场规模的扩张和交易复杂性的增加而变化，相应的规则体系和执行规则的手段必须与之相匹配。只有这样我国的经济增长才能在一个持续、快速增长的通道上稳定运行。

　　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其中又以产权关系为核心，而不同产权结构的微观实现形式又源自于不同的产权制度所决定的各行为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因而，产权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没有保障的产权制度不能保证经济绩效在长期内得到持久改善。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最大的恐惧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政府。政府的公权有充分的运作空间，可以对民营企业的产权运营以各种理由进行干预。这样，损伤民营企业家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为严重的的是损伤了他们对政府、国家和党的亲近与信任。

　　因此，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一项重要工程。面对产权，政府一是要从立法上科学、全面地界定，二是要政府保障其实施，三是要身体力行依法行事。在政府的认知与行为的领域中，一切了断于法，不能再有“公有”和“私有”之区分，更不能有“公有”和“私有”之歧视。

　　(2)面对市场，政府践行辅助性定位

　　我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后者的影响根深蒂固。世界和中国的实践证明，必须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市场是决定性作用，政府是辅助性地位。

　　我们将政府定位于：经济规则的制订者和经济活动的仲裁者;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服务者;经济前行的推进者等。政府的权利和职能履行必须尊重市场，政府在尊重市场的基础上做“高高在上”的决策者，深入“泥土”的服务者，而不能做“高高在上”的服务者，深入“泥土”的决策者。政府行为必须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失位，政府权力必须有限而明确。真正把权力还原于市场，为市场提供更好的服务。

　　政府在维持一个公平、稳定的宏观环境方面又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政府本身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的建立及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变迁，进而影响着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经济增长，这也是其他组织或体制安排所无法取代的。

　　政府不能因此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和“想能就能”。政府必须能够认清楚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是体制性因素发挥良好作用的关键。

　　(3)国企改革，让“圈养的贵族”变成“野生之狼”

　　政府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但政府不应该为国有企业做背书，政府不应该直接参与市场中去帮助国企进行市场竞争。花盆里养不出万年松，目前国企就像一个受到过度保护和溺爱的“宝贝”一样，营养好，长得大，造血能力弱，独立面对市场竞争能力又特别地差。

　　当前国企在垄断性行业中还有盈利，在完全的市场竞争领域中几乎全面亏损，他们是豢养的贵族，其董事长、总经理等是受委托的运营人而非产权的所有人，委托代理的成本不可避免。这种体制性短板使得难以和野生的民营资本进行对决。因此，必须要引进民营资本进入国企，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造。

　　在新一轮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要明确国资监管的边界，强化资本授权管理，减少人员任命和业务的直接干预，推行市场化契约化的管理，充分利用民营资本参与市场竞争的经验，推行员工入股和经营激励政策等，让国企逐渐适应完全的市场竞争环境，由“贵族”变成“野狼”，成长为国家战略布局服务的强者。

　　结束语：

　　体制性因素改革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真正进入了深水区，破除体制性因素改革过程中阻力的难度将是巨大的，体制因素的改革释放的经济活力也将是持久的。体制性因素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上善若潮，循序渐进是上策。让我们来迎接扑面而来的体制改革大潮，体验时代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