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6日，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订婚强奸案”作出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人席某某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这一历时两年的案件终告段落，但其引发的法律与道德争议仍在持续发酵。

　　案件始末与核心争议

　　案件始于2023年1月，席某某与被害人经婚介机构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同年5月1日双方订婚。次日，席某某在婚房内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者于5月5日报警。法院审理查明，被害人曾明确反对婚前性行为，且在过程中存在激烈反抗，最终认定席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一审判决后，席某某当庭提出上诉，但其母甄女士声称“女方索要房产加名未果后诬告”，引发舆论对“骗婚”的猜测。

　　法律认定：订婚不等于性同意

　　审判长在回应焦点问题时强调，订婚仅是民间习俗，不产生法律婚姻关系，双方的性行为必须基于自愿。刑法明确规定，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即构成强奸罪，无论双方是否存在婚约。本案中，法院综合被害人陈述、监控视频、录音证据等，认定席某某的行为完全符合强奸罪构成要件。尽管席某某因自首和恋爱关系获从轻处罚，但3年刑期仍彰显了司法对妇女人身权益的严格保护。

　　舆论撕裂：传统观念与法治思维的冲突

　　案件曝光后，社会舆论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民以“订婚即默认性权利”为由质疑判决，认为“女方借婚姻敲诈”;另一派则支持司法裁决，指出“性同意权不容模糊”。这种分歧折射出传统婚恋观与现代法治原则的碰撞。媒体调查显示，我国近半数女性曾遭遇亲密伴侣暴力，但多数人因“家丑不外扬”心态选择隐忍。本案的公开审理与判决，为类似受害者打破沉默提供了范例。

　　彩礼纠纷与“骗婚”争议

　　案件另一焦点是婚约财产纠纷。席某某家属曾起诉要求返还10万元彩礼及戒指，但法院查明女方早在立案前已退还财物，男方多次拒收，故驳回诉求。审判长明确表示，彩礼纠纷与强奸案属独立法律关系，女方不存在“骗婚”行为。这一裁决驳斥了舆论场中“女方图财”的传言，重申了法律对事实的严谨态度。

　　司法与舆论的平衡之道

　　面对案件引发的舆情风暴，法院坚持“以证据为核心”的审判原则。审判长指出，舆论监督需以尊重司法专业为前提，网络谣言和片面信息不应干扰事实认定。二审期间，法院详细公开证据链，包括被害人反抗录音、行车记录仪数据等，有力回应了“证据不足”的质疑。这种透明化处理，既保障公众知情权，也维护了司法权威。

　　社会启示：婚恋观与法治意识的双重革新

　　本案暴露出部分公众对婚姻法律的认知误区。民法典明确规定，唯有结婚登记能确立法定夫妻关系，订婚不具备法律效力。审判长呼吁社会摒弃“以婚约绑架性权利”的陋习，倡导平等尊重的婚恋观。此外，案件也警示自媒体应恪守真实底线，避免为流量炒作未核实信息。

　　后续影响：亲密伴侣暴力的法治应对

　　本案判决后，学界与妇女组织呼吁加强反家暴法的落实。数据显示，我国已婚女性中23%曾遭受肢体或性暴力，但报案率不足10%。司法机关表示，将加大对亲密关系犯罪的打击力度，通过典型案例普法，消除“家务事”观念对司法介入的阻碍。

　　结语：捍卫个体权利与司法公信力

　　“订婚强奸案”的终审落幕，不仅是对个体权益的司法救济，更是对社会价值观的一次校准。法律以刚性条款划定了性自主权的边界，而舆论场的理性讨论则推动着公众法治意识的提升。在婚姻自由与人格尊严并重的当下，此案将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个标志性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