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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的耳光究竟抽向谁?
2016-01-22 17:26 来源:中网资讯综合

  最近,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会议室里上演了现实版的《老炮儿》:受困于解聘之忧,某位青年教师公开向正在主持会议的院长发难;据说,他的手和对方的脸发生了亲密接触。意味深长的是,网络舆论同情的对象不是被打的院长,而是“不冷静”的青年教师。有评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荒诞的场景暴露了中国大学的体制性症侯。

  长期以来,中国大学沿用垂直式的管理体制:上级指定校长,校长任命院级领导,院长再聘用系主任。自上而下,“一把手”们逐层掌握着属下的命运,而后者几乎没有任何制衡前者的手段。除了温顺地服从,他/她别无选择。于是,一个吊诡的局面出现了:虽然“沉默的大多数”倍受压抑,但各个单位往往维系着分外“和谐”的外观。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事件是个“例外”:动手的青年教师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又在母校工作过,由此,他的行为敞开了“理念的冲突”——按照他所受的熏陶,现代大学是师生自治的共同体,校董会和教务会的权力都高于校长,教师委员会等可以行使对各级领导的制衡权,因而备受压抑的他“冲冠一怒为理念”。于是,此类冲突又揭示了“体制的差异”:一个完全由“一把手”说了算,一个实行“联邦制”(“联合中的自治”)。在前一种体制中,普通教职工永远是被管理和规训的对象,而后者却承认每个人参与的权利。二者的对比如此清晰,以至于我们不能不承认“文明的时差”。

  事实上,这个事件的确暴露了大陆高校的体制之弊:名为大学,却延续着行政单位的运行规则;官本位现象非但未能清除,反倒日益弥散化了;等级森严,普通老师倍受压抑,知识分子人格萎缩。虽然人们提出了各种治疗方案,但它似乎成了“绝症”:“复旦宪章”激起过阵阵欢呼,“学术委员会”的普遍建立曾给人巨大的想象空间,可是,短暂的热闹过后,一切如旧。甚至,敢于偶尔提出异议的不是具有海外留学-工作的背景,就是已经退休的学者(如前段时间朱栋霖教授在退休后发表公开信)。由此可见,此次事件是某些因素长期积聚的结果,暴露的是存在已久的老病。

  当然,动手“茬架”不能解决问题,偶尔的呼吁更是无事于补。除此之外,大学人真的找不到建设性的路径吗?非也。包括香港在内,可以参照的坐标系可谓比比皆是。譬如,在韩国大学工作期间,我就体验了另一种体制的运行:院长经选举产生,系主任由教授们轮流担任。再如,到苏黎世大学主持工作室时,类似的分权体系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每个教师和学生都拥有自己的权利时,单向的压制自然就无法出现,大学里就不会产生类似“老炮儿”这样的人物。道理如此简单,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变化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