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了解到，在谈到房地产投资时，徐忠分析称，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成效明显，一二线城市政策环境严厉，呈现出“五限”格局，房价上涨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时政策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不断下滑。“短期看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保持紧调控态势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调控措施误伤了一些有效的需求。因此，我们同时应该增加住房的供给，更好地满足住房的刚需”。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徐忠分析称，地方政府债务收紧过快，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多。今年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办法》两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行为，堵后门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开前门的力度太小，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财政预算安排的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远低于现实中的合理需求”。他强调，地方政府右手举债的过程中，左手资产端也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优质资产，这些高质量的资产，土地、国有企业股权等完全可以覆盖现有的债务，只是缺乏资产变现用于债务偿还的意愿和渠道。

　　他建议，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应允许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化举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人口尚在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入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还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和潜力，不能一刀切”。

　　徐忠指出，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传统领域，我国在绿色发展、5G技术、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面临新的快速增长的需求，要将这些领域培育发展成为中国新的增长点，就必须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比如降低市场准入的壁垒，坚持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

　　在谈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徐忠强调，应以改革的思路处理好需求管理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货币政策是通过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并且经过金融体系传导到实体经济的宏观政策。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长、见效慢，刺激程度受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影响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通常不是稳增长的第一选择。现阶段货币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维护适宜的货币环境。

　　第二，盲目扩张M2和社融不可取。在其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逐渐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与投资和制造业相比，对资金的依赖度比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数量指标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明显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的融资供给，而不在提振实体经济上想办法，不仅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还会加剧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

　　第三，货币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和监管政策。今年以来，金融监管政策加强，随着影子银行体系的收缩，表外回表，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资本充足率面临压力，信贷投放明显放缓。货币下降，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显著。从实体经济的感受看，是整个金融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同时缩窄。短期看去杠杆背景下应着力缓解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压力，恢复并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长期看为适应经济增长的转型，金融体系要从过去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转向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徐忠认为，针对我国大银行多，中小银行少，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实际情况，完善金融体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应该健全中小银行体系。二是应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作用。三是大型商业银行在一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比较好的先设分支机构。四是可以探索主干银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