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了解到，3年前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令举国震动，实体经济因多种原因被迫率先硬着陆。盘点其中得与失，记者发现受伤最深重的并非敏感但极具韧性的实体经济、民间金融，而是有意规避风险却深陷泥潭的银行业，温州正成为国家多年苦心构建的正规金融业的滑铁卢。

　　记者向很多上市银行总部求证温州银监分局公布不到5%不良率是否准确真实，统统被坚决否认。浙江主管金融的朱从玖副省长确认了银行业不良远超预期的事实：“我记得有一家大行的不良率很高，百分之几十，个别股份制银行的不良也很高，两三成是有的。但银行的名字请不要公布，要尊重各家银行自身的披露意愿。”

　　2011年秋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书记周小川刚接获温州求援报告，直接致电人行温州支行，商讨如何施救。美国次贷和欧债危机演变扩散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央行行长敏锐意识到温州几十家企业主跑路之后风险蔓延的破坏力，并提出两种对策：一种是紧急救助，大事化小，将金融风波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种是不给钱，给政策，辅助温州自救，这样做温州有硬着陆的风险。

　　很快，央行确定600亿有条件救助温州，并与浙江省政府沟通，600亿再贷款期限一年，必须归还，省财政为温州快速处置金融风波进行担保。

　　相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1998年临危受命处置的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浙江省面临的情况是企业家群体跑路，并没有出现金融机构的挤兑，而广东省当时面临1000亿人民币支付的硬缺口，已经在香港上市的广国投的资产负债率168%，资不抵债147亿元，境外投资者让广东省政府兜底的舆论压力也很大。审视了广国投和粤海的财务状况后，王岐山果断决定前者破产、后者重组，一年后为快速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兑付危机向中央借款380亿，紧接着央行增拨70亿的再贷款额度，紧急调集全省各个部门和地方政府2000多人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关闭了2000多家城信社、信托公司分支机构和农金会。原本计划9年时间偿还的借款，得益外贸出口复苏，一年后税收增加700亿，很快就提前归还完毕。

　　但央行救助温州的方案曝光后，舆论哗然，浙江银监局激烈反对，认为应该让高负债盲目扩张的民营企业倒闭，实现自然淘汰，接着各大主流财经媒体充斥能否用大量公共资源救助私人老板的质疑声音，浙江省政府选择了沉默与放弃，即便10月初温家宝总理带领众多财经高官亲临温州现场允诺实施民间金融改革，温州的流动性迅速消失，已错过救助最佳时机，去杠杆变成现实，到目前为止超过万家企业大面积洗牌，银行业基本确认的损失总额高达1600亿。

　　600亿救助和1600亿损失孰重孰轻、孰多孰少事后看一目了然，但是浙江省拒绝担保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和国家金融业两个独立行政体系的矛盾与冲突。浙江省对温州危机烈度判断也许和央行基本一致，但救助即意味承担实实在在的损失，全省连环担保链的普遍存在让多个城市的损失预期更加悲观。不救助仅仅意味私营企业的洗牌(不是大面积关闭或破产)和银行出现坏账，央行和省政府对后续损益的权衡标准不同，态度自然迥异，金融系统盈亏对地方官员完成短期GDP各项指标考核的权重影响微乎其微，中央和地方对贷款资源的博弈中，只有贷款投放的大幅增加对地方政府有诱惑和吸引，贷款巨额损失引发的信贷增速骤降、信用崩塌对地方经济的长远负面影响、诚信企业与逃废债企业的甄别处置，地方政府往往重视不足。

　　反观中央政府即便600亿到位，如何救助才能达到及时、有效、损失最小化的目的，是更现实严峻的课题。征信系统缺乏公安、司法、抵押评估等多部委大数据有效支撑的前提下，债权人快速识别企业真实财务状况的能力非常有限，中央政府与其寄希望地方政府兜底，不如尊重地方金融监管和银行一线人员的判断，堵住区域金融危机关键的出血点，建立城市、省级、中央三级风险分担联动机制，防止区域危机深化蔓延。否则单纯注入流动性，有可能因道德风险的增加和大面积逃废债而产生更大的损失，温州地区银行业2011和2012两年1500亿贷款增量的注入反而扩大了坏账损失总额，就是惨痛的教训。迁就短视的舆论导向或者民意，漠视快速果断处置的客观需要，往往贻误时机，让微小的皮肉伤口溃烂伤及骨骼或神经系统，造成持久的被动。